张辉 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级公共关系专业博士生 众所周知，当今美国对外政策直接影响其它国家利益，在美国开展院外游说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通常做法。著名公共关系专家吴友富教授提出国际公关应重视三大策略，即新闻发言人制度、国际游说和国际事件。[1]几十年以来，美国对以色列政治和外交上的相互支持，经济上的援助与合作，军事上的援助和军事情报的共享，构成美以特殊的关系，超出了一般国家间关系的性质，以色列更像是美国的第51个州。目前，以色列、日本、土耳其与中国台湾是对美国游说的典范，其中以色列最成功，有“以色列式的游说”之称。 一、以色列的游说 除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宗教因素外，以色列对美国卓有成效的游说起了关键作用。以色列庞大的游说组织、坚实的经济后盾以及强有力的对外传播成为左右美国中东政策的推手，获得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强大支持。 （一）庞大的游说集团 一方面，以色列游说团规模庞大。美国政客们如此偏袒以色列在于以色列游说团的巨大政治权势。这一游说集团是集个人和组织于一体的松散组织，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向亲以色列方向倾斜。[2]在美国，以色列游说集团有350多个社团组织，主要由美国犹太人组成，也包括一些半边缘的团体和个人，如：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联合会等。其中，“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简称美以委员会）、“美国主要犹太组织主席会议”（简称主席会议）和“全国犹太社团关系咨询理事会”是机构最健全、资金最充足、阵容最强大的组织。美以委员会自20世纪50年代创建以来，专门疏通国会立法机构，在美国知名高校中不断发展积极分子和志愿者，到目前已拥有约10万名成员，从“犹太人的传声筒”发展为以色列设在“联邦政府中心的第二个大使馆”，其影响力延伸到白宫和国会山。主席会议对口对准行政部门，关系咨询理事会则负责整合调配各个组织的资源，为游说服务。 另一方面，国会每年都会通过100多项有利于以色列的立法行动，包括每年对以色列近30亿美元的援助，与以色列游说团有效的沟通分不开。游说的本质是沟通，说客的工作是通过沟通接近决策者从而进行说服，政府官员、参议院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成为游说的重点对象。为了提高说客的可信度，游说团聘请了诸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前国务卿基辛格、传媒大亨默克多、“股神”巴菲特等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名流。华盛顿近东政策研宄所、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布鲁金斯协会下属美国联邦储备署前主席格林斯潘的中东政策中心等思想库和研究中心为游说团提供策略。通过笔者研究，美以委员会在参众两院下属的各个小组委员会几乎都有代表，每年同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进行2000多次会谈，对于议员的个人偏好甚至弱点了如指掌，对议员的投票情况都记录在案，严格筛选亲以政治候选人，安排他们与潜在的捐款人见面，确保无论谁当选总统，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都是友好的。不仅如此，以色列游说团对总统的私人助理和重要朋友重点游说，从而间接影响总统的决策。 （二）坚实的经济后盾 犹太裔美国人大约有600万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3%，但是影响力很大。在美国人普遍对大选失去兴趣的时候，在纽约、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新泽西等州的大多数犹太人积极参加选举。当两位候选人势均力敌时，犹太人的选择往往成为大选花落谁家的决定性因素。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获得了犹太人78%的选票，占据压倒性优势，而麦凯恩仅获得21%。 在美国，政治选举需要大量的金钱，犹太人中不乏许多富豪，如股神巴菲特、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等，他们积极为竞选捐献资金。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以委员会董事会每人给竞选活动和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7.9万美元左右。尽管美国对政治献金有上限规定，犹太人常利用开设在美国的子公司建立并运作政治行动委员会，向公司的美国雇员筹集资金并投入到选举中。 （三）强有力的对外传播 犹太人不仅在美国政界有较大的影响力，在媒体和学术界中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犹太人掌控了迪斯尼、时代华纳、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一些主要传媒机构，控制了美国的部分舆论和公共话语权，对于那些未被收购的电视台和电影公司，大部分也处在犹太人控制之下。被称为“美国独立电视先锋”的新世界传媒公司的经理Ronald Perelman就是犹太人。《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新闻周刊》、《洛杉机时报》、《中东焦点》、《近东报道》等亲以色列的报刊大力宣传犹太人的价值观。因此，美国民众接收到更多的是关于犹太人正面的报道，负面报道少见。如果有批评犹太人的个人或团体组织，犹太人将其贴上“反以色列”、“反犹主义”等标签，通过传媒严厉打击。美国的前议员保罗·芬德利指出，多年来，同政界和其他各界情况一样，支持以色列已成为在新闻界立足的前提条件。[3] 除此之外，犹太人还把触角伸到了校园里，针对学生和诸如希勒尔犹太学生社团（Hillel Jewish Student Society）较有影响力的学生组织开展宣传。每年美以委员会在年度政策会议邀请青年学生和学生领袖出席，开办辩护培训，实施“钻石实习计划”，组织“校园联盟”，设立以色列研究项目和政治领袖发展项目使学生认同美以特殊关系，培植亲以力量，鼓励他们为深化美以关系做出贡献。 二、游说的局限性 以色列对美国的游说不仅给自身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维护了自身的安全。但是游说只是推动美以特殊关系的辅助因素，存在诸多的局限性。 一方面，尽管美国的立法或外交政策会受到游说的影响，但从长远看，美国的利益还是占主导地位。[4]毕竟国会议员还要受到行政部门、媒体、智库和广大选民的力量博弈。许多美国的犹太人通过经济手段进入政界，而他们的行为只有在符合美以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才能敲开国会大门。尽管游说在一定程度上能起作用，但实践证明不能把改善与美关系寄托在对美国国会的游说上。[5]而且，美国在反恐、防扩散和推行民主上实行双重标准，对以色列的偏袒引发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导致美国难以与中东国家建立起良好关系，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6] 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游说的合法性和公正性，美国早在1938年和1946年先后颁布了《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案》和《联邦院外活动法》，防止了一些非法和暗地操作，但游说腐败时有发生。美国宪法赋予人民“结社自由”与“请愿伸冤”的权利，给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部门提供沟通的机会和平台，利于保护美国的自由与民主。然而，随着政府官员和议员们面临着竞选压力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大量金钱卷入政治领域，“权钱交易”成了“游说”的代名词。国会对过分的院外活动只不过是重点调查一些影响极其恶劣的案件，2005年震惊美国政坛的阿布拉莫夫游说腐败案，涉嫌共谋、欺诈和逃税等罪，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和众议院行政委员会主席鲍勃·奈伊因也涉及此案。 三、以色列游说对当代中国的启示和借鉴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游说，可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7]那时候游说主要指通过雄辩的口才去说服和影响朝廷的决策。游说活动是战国游说文化的基础，除了个别君主虚心求教、主动为游说之士创造游说机会外，大多数职业游说之士必须主动创造机会进行游说。[8]孔子之周游列国，苏张之合纵连横都是游说的早期典范。相比之下，在古代西方，游说更多的表现为论辩与演讲。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修辞学》中，主张通过逻辑性的阐述和情感交流与公众进行沟通以求得理解与支持。 当前，每年“两会”代表在赴京参会前夕，都会接受一些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游说，成为提案的重要来源之一，有利于公民参与政治，反映社情民意，提高代表履职意识。“两会”游说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现有的政治游戏规则，从长远来看，必将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9]在政府层面上，中国政府曾经申请过国际赛事，由于没有很好的国家公关，带来一些失误。后来在吸取教训后，在相关部门的精心策划下，先后成功申请奥运会、世博会和亚运会，通过国际事件公关，提高了中国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在企业层面上，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特别是在企业参与并购过程中，但因为公关不力却带来失败，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就是典型的案例。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沿路沿线的国家既希望与中国合作实现互联互通，又担心中国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手段在欧亚推行新殖民主义，怀疑企业是否会兼顾自身利益与东道国利益，履行社会责任和保护环境。因此，迫切需要游说来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政府和民众进行沟通。在出现争端和冲突时，要学习和借鉴日本利用游说化解贸易摩擦的做法。 首先，给予游说合法地位，通过法律对游说行业、职业和操作规范化，让游说在阳光下运行。其次，借船出海，委托世界知名专业公关公司进行游说。伟达公关公司曾经协助雅典成功申办2004年奥运会、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和伦敦申办2012年奥运会。安可公司帮助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在美国成功开展业务。最后，造船出海，建立和健全国内和国际游说组织。随着民主的呼声不断升高，公民社会的兴起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因而，游说大有可为。“驻京办”被认为类似西方的游说机构，为促进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政治沟通扮演了重要角色。[10]在国际上，为应对日益增加和复杂的外交事务，中国需要建立由政府支持，广大企业、行业协会、驻外使馆、社会团体/公众人物以及海外华裔组成的国际游说组织来维护国家的正当权益。总之，中国的游说还很稚嫩，在法律制定、资源投入、具体操作等方面有待发展和完善。（本文配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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